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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苏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1年6月出版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引 言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长期闭锁的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轰然打开，清王朝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各国帝国主义势力长驱直入全国各地，绵延两千余年的大一统的封建社会，逐渐演变成了由多个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与本国封建王朝相互勾结、共同统治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整个国家积贫积弱，任凭帝国主义肆意宰割，面临的是苦难深重、极度屈辱的悲惨前景，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清王朝惨败。翌年被迫签订了一个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将苏州辟为新的四个通商口岸之一。1897年，《中日通商苏州租界章程》订立，在盘门外青旸地辟日租界。日租界以东设立公共租界（公共通商场）。日租界内设领事馆、警察局、学校、邮局等机构，日本人握有行政、司法、治安、财税等特权。1896年设立的苏州海关，实权完全操纵在列强手里。从开关到1919年，苏州关12任税务司，全由英、美、日、葡、俄等国人员担任。在进出口税率上，列强强迫清政府确认低进（3%~4%）高出（5%以上）的所谓“协定税率”。所得关税收入，绝大部份作为偿付列强侵略中国的“战争赔偿”及对外借款的担保而落入洋人腰包。
租界和海关的设立，为各国商品的倾销和资本的输入洞开大门。自1896年到1919年，列强各国在苏州设立了工商、交通、保险等企业33家。苏州城乡，洋货充斥。仅据1919年统计，各国通过苏州海关输入的舶来品达数百种。从棉纱、火油、卷烟、火柴到仁丹、味精、缝衣针等滚滚而来。火油、卷烟等商品，几乎垄断了整个市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苏州缫丝、纺织等手工场颇具规模。1895年，前国子监祭酒陆润庠受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举办的苏纶纱厂、苏经丝厂诞生，开创了苏州现代工业的先河。以后，又有一批工厂陆续问世。可是，弱小的民族工业在列强商品倾销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以棉纱为例，1898年至1903年间，仅日纱就占了中国市场的50%以上，国产纱受到排挤，苏纶纱厂在此期间亏损白银31万两。其他行业也大体相似。尚在襁褓中的民族工业奄奄一息，濒于夭折的危险。
号称鱼米之乡的苏州农村，在封建地主官僚的重重盘剥和“洋米”“洋面”“洋布”的冲击下，也逃脱不了日趋凋敝、气息奄奄的命运。土地兼并加剧，两极分化加快。五四前夕，常熟全县160万亩耕地，60%集中在1000多户地主手中。太仓占农户总数1.7%的地主，占了全县47.5%的土地。从1905年到1914年，昆山县的自耕农由占26%下降为11.7%，佃农由占57%上升为71.7%。吴县占农户4.5%的地主握有全县180万亩农田的80%。破产后的广大农民，被迫背井离乡，或加入城市无产阶级队伍，或沦为农村的无产者——佃雇农。他们受尽剥削和压迫，终年辛劳，所得无几，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牛马不如的生活，苦苦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
伴随着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占领和掠夺，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还实施了文化侵略。20世纪初，西方教会势力在苏州城区建立的天主教、基督教教堂就有26座。同时，设立大学1所、中学11所、小学12所，医院6所。尽管它们披着种种伪善的外衣，但终究遮盖不了其侵略的本质。正如一个西方传教士在建立东吴大学时坦言：“通过中国人民思想上文化上的基督化，而将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基督化的国家”。以奴役中国人民为目的的帝国主义殖民文化与以宣扬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传统文化相掺合，形成了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特有色彩，统治着中国人民。
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贯穿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象两座大山那样压在中国人民头上，残酷地压迫、剥削、奴役中国人民，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使中国长期处于贫穷、落后和分裂的状态。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势力，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从鸦片战争开始，经过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直至五四运动以前，长达80年的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斗争，才使得帝国主义没有能够灭亡中国。
在这一系列斗争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从1851年至1864年14年的斗争中，有10多年时间以江苏为革命风暴的中心，它沉重地打击和削弱了封建统治。1911年，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君王专政制度，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但是，由于农民阶级并非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明确、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这两场革命未能取得胜利。辛亥革命后，窃国大盗袁世凯攫取了革命胜利果实，于1915年企图复辟帝制。但是他的“洪宪”帝制丑剧刚开场，便遭到全国人民和内部各政治派别的反对，结果他在愁苦之中一命呜呼。从此，中国进入了各派军阀长期混战的时期，中华民族的危机愈来愈深重，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坏下去。
在此期间，苏州人民先后卷入了上述两场革命风暴。太平天国运动中，苏州一度成为苏福省省会所在地。苏州人民配合太平军与李鸿章所部清军及戈登所率外国侵略军“常胜军”展开激烈的战斗。辛亥革命前后，苏州民主运动活跃。武昌起义后，配合同盟会在沪宁一线的活动，苏州一度宣布独立，驻苏州的清王朝江苏巡抚衙门换上了江苏都督府的牌子，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只不过统治权力由封建王朝手里转移到了封建军阀手里。与此同时，还发生了无数次地方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例如，1905年针对美帝强迫清政府续签保存虐待华侨条款而引起的抵制美货的斗争；1905年至1910年鞭线业、花农、牙商、酱业、洋广货业、钱典业、纱缎业等为反对清政府对外滥借洋债、对内横征暴敛、搜括民脂民膏而引起的抗捐税斗争；1906年至1911年由苏州绅商发起，联合全省共同反对美帝妄图攫取沪宁线筑路权的“苏路风潮”；1915年反对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斗争等等。农村抗租斗争和饥民暴动，更是层出不穷。例如，1910年吴县香山、吴江平望、黎里、芦墟、震泽一带农民因抗租捣毁自治（警察）局及绅董房屋的风潮；1911年昆山、常熟、昭文、沙洲及吴江同里、吴县横泾等地各聚集成千饥民抢劫米行、当铺、富户的暴动；澄锡虞三县交界处农民组织“千人会”同心抗租的斗争等。但是，这一场场斗争，也都因缺乏正确领导而告失败。
在广大人民坚持英勇斗争的同时，地主阶级中的革新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也提出了各种救亡图存的主张。素称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苏州，此时也涌现了一批探索救国救民趔的志士仁人。如早期提出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主张的冯桂芬、王韬，支持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变法维新的同（治）光（绪）帝师翁同和，辛亥革命前后，以结社、集会、办报、讲课等形式传播反清爱国思想，积极鼓吹革命的黄摩西、庞树柏、章太炎、朱梁任、包天笑、柳亚子、陈去病等，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尽管同其他先驱者一样，他们也未能取得成功，但他们的革新进取精神，仍值得后人敬仰和称道。
苏州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始终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之下，暗无天日。人间天堂，只不过是少数野心家、冒险家和富豪缙绅的乐园，对劳苦大众而言，则是地狱。
然而，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世界革命和进步的潮流不断冲刷着旧中国，茫茫黑夜中逐渐透出一缕缕希望的曙光。
曙光之一是有了新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它开始诞生于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经营的企业中。到了六七十年代，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现代工业，无产阶级队伍得到了初步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使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较快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也随之壮大。此时，中国产业工人有200余万人。苏州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到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棉纺、缫丝、丝织、电力、造纸、火柴、制皂、碾米、食品、印刷、邮政、电信、航运等一批企业，诞生了第一代产业工人。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非常集中，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之深，为世界各国所罕见。因此，他们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具有强大的战斗力，自然成为中国革命新的领导者。
曙光之二是有了新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以前，指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是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虽然在反对封建思想的斗争中，它起过进步作用，可是因为世界历史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武器业已陈旧落后，不能解决中国现实的矛盾。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无产阶级先进的科学思想体系，开创历史新纪元的指路明灯，一旦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必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新的领导阶级和新的思想武器的出现，昭示着一场荡涤旧世界，创立新中国的新的民主革命风暴即将席卷中国大地，领导这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责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