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是华北规模最大的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斗争形势更为严峻。特别是1941年以后，日军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将共产党和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作为主要进攻对象，反复“扫荡”“蚕食”“清乡”，实行“三光”政策；国民党顽固派也进一步限制、削弱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对根据地进行挑衅和制造磨擦；加上接连遭遇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仅在太行区，1942年根据地面积就比1940年减少了2.3万平方公里，1941年和1942年两年中被杀害和抓捕的群众达35万人，著名抗日将领左权、范子侠、郭国言等都是在这一时期牺牲的。这一时期，在华北前线领导抗战的邓小平，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举措，终于带领根据地军民战胜了困难，扭转了危局。
一、解决干部思想麻痹的问题
不首先解决思想问题，扭转困难局面就无从谈起。早在百团大战第三阶段反“扫荡”作战中，北方局委员、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就警觉地判断：时局相当严重，日军逼我于华北一隅，战略上我军是被动的；我们对敌估计不够，对局势估计不够，因此准备不足，部队战斗热情不高。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邓小平敏锐地发现，一些干部、群众在考验面前产生了消极麻木倾向和失败情绪，而这种情绪对于坚持抗战、战胜困难是极其有害的。为此，邓小平决定从思想入手解决问题。
1941年4月，邓小平在北方局机关刊物《党的生活》第36、37期合刊上发表《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文章指出：除了敌寇、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以外，关门建设的倾向、对地方武装的吞并主义与放任主义、对敌斗争中党政军民配合不够、一些同志对局势的麻木等，也是造成困难局面的重要因素。文章对一部分干部中的失败情绪及其几种具体表现进行了深刻剖析：一是不敢到敌占区和接敌区活动，不断向后方退缩；二是感觉一切毫无办法，不研究敌人，不研究对策，一到敌情严重，环境困难，便束手无策；三是一提到对敌斗争，只知道一个打字，但不考虑如何打，如何斗争，局势如何严重，都觉得不在乎，这是政治上的“麻木病”。文章特别强调：“哀莫大于心死”，这些思想上的问题“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邓小平提出，要从两个方面入手解决思想上的问题，一是进行耐心的思想教育，“指明抗战胜利条件、艰苦道路与光明前途，提倡卧薪尝胆的工作，以克服失望情绪和恐日病”，二是要加以“适当的纪律制裁”，以纪律惩治和约束各种不良行为。他旗帜鲜明地向太行区的各级领导指出：“革命者的责任，不是掩饰局势的严重性来麻痹自己，而是以足够的警惕性去认识这种严重性，寻求造成严重性的根据，并提出克服严重局面的办法。”
在《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中，邓小平还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克服困难的方针和办法，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提高思想认识、坚定斗争信心。首先是武装斗争。在战争局面下，只有以坚强的武装斗争作核心，才能克服其他一切困难。党政军民要全力发展、建设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认真组织游击集团。其次，围绕着武装斗争，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要贯彻党的各项政策，加强敌占区、接敌区的工作；要利用一切线索、一切机会，加紧争取和瓦解伪军伪组织；要开展强烈的文化斗争，启发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和爱国热情，揭破敌人的奴化教育和造谣宣传；要加强锄奸斗争，严厉打击敌探奸细、秘密“维持会”；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采取一切有效步骤，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共同对敌；要特别注意同人民建立血肉联系，没有群众作依靠，自己变为孤家寡人而想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再次，要做细致的组织工作，每项工作要落实到人，及时检查，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最后，要看到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有利条件，克服失望情绪和恐日心理。
《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刊发后，太行区立即进行了学习，并联系当地具体情况组织了讨论。经过学习，根据地的干部群众清醒地认识到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明确了克服困难的斗争举措，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是领导一切的，全党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随着日伪“扫荡”的不断强化，封锁线与据点日益增加，根据地之间和上下级联系更加困难，出现党政军群系统各自为政现象，亟待进一步理顺领导关系；同时，要适应残酷的斗争环境，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必须更好地协同党政军群各方面工作，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提高工作效率。1942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9月1日，经北方局提议，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正式成立，领导晋冀豫、冀南、太岳、晋豫（中条）4个区党委的工作（太岳区党委同晋豫区党委合并后，分局下属3个区党委）。太行分局由邓小平、李大章、刘伯承、蔡树藩、李雪峰5人组成，邓小平任书记。原太行军政党委员会即行取消。
主持太行分局工作的邓小平，在对敌斗争、减租减息、整风运动、经济建设和生产救灾等各条战线上，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部署，加强党的领导。以减租减息为例，邓小平注重发挥各地党组织作用，一方面通过各地党组织抓住巩固根据地的中心环节，发动农民、依靠农民，正确引导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进行；一方面注重从减租减息运动中发现和培养先进分子，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由于太行分局的有力领导，1942年秋至1943年春，太行分局所属各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掀起了高潮。边区的减租减息运动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热情，为巩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邓小平不仅自己在工作中遵循党的统一领导，还把它作为一条具体的工作经验和指导未来斗争的明确方针，向根据地党员干部提出。1943年1月至2月，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太行分局在涉县温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研究如何扭转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全面开展根据地建设的问题。邓小平主持会议，作《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敌人对我实行“总力战”，我们对敌亦提出“一元化”的斗争。过去经验证明：“一元化”实行得好的地方，对敌斗争才有力量；如果我们不统一，就会给敌人以利用的间隙。他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坚持敌后抗日战争，与敌人进行一元化的斗争，从各方面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和战后，决定于党的领导”。他还阐述了根据地建设中所必备的武装部队、政权机构、群众团体和党组织这4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及其各自的责任，要求从组织上保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敌占区的领导与各种工作的密切结合，实现领导统一、步调一致，以加强对敌斗争。
在邓小平的努力下，晋冀鲁豫根据地理顺了党政军群各方面的关系，党的团结统一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为克服困难、积蓄力量，巩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强的组织基础。
三、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
不断取得对敌军事斗争的胜利，是打开根据地严重局面的关键。为了应对日军深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清乡”，邓小平借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敌进我退”方针避实就虚的思想精髓，转而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这个方针的要义是：面对日军疯狂的进攻，派出小部队乃至部分主力，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分头向日军的补给线、铁路干线、空虚的城镇据点，实施全面有力的破袭，迫使日军抽调重兵保护其军事要地，以减轻日军“扫荡”给根据地造成的巨大压力和破坏。邓小平指出，“敌我斗争形势是敌进我进。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或阻滞敌人的前进，巩固我们的阵地”。
第一，组织武装工作队。武装工作队这种斗争形式将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合二为一，将党的工作和军队工作合二为一，在争取敌占区群众、瓦解日伪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942年3月，邓小平和刘伯承指示冀南军区：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到敌占区、接敌区、三角区进行工作。武装工作队以50人左右编为一队，以营特派员为队长，以优秀的县委书记或委员为政委。1942年3月17日，根据邓小平和刘伯承的意见形成了《关于武装工作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工作指示》，要求武工队的军事指挥员、政治干部，必须由政治坚强、大胆机敏、有威信的人组成。在邓小平的部署下，一批精干的武装工作队员深入“到敌后之敌后”，组织抗日群众开展锄奸反特、瓦解伪军和反掠夺、反劳役、反抓壮丁的斗争，控制一些日伪据点，建立隐蔽的基层抗日政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拓展根据地空间。1942年春，驻扎在太岳区岳南地区的阎锡山军队在日军支持下向八路军发动进攻。邓小平指挥岳南地区的八路军发起浮翼战役，击退了阎锡山军队的进犯。利用阎军西撤的有利时机，邓小平指示要组织几支精干的小部队，配备一定数量的党政干部，深入浮翼地区和临襄地区开展工作，为岳北、岳南、晋豫形成统一的太岳区创造了条件。随后，邓小平代表北方局参加了晋豫区党委在阳城县召开的中条区高干会议。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采取切实的办法，从各方面大量地发展党组织，运用各种形式组建武装力量，力争中条区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由此，国民党军队在中条山会战后丢失的国土，逐步为八路军所恢复，太岳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1943年夏，太行军区和冀南军区主力部队发动林南战役，消灭庞炳勋、孙殿英部伪军，解放太南和豫北40多万人口，壮大了太行抗日根据地。
第三，争取敌占区群众支持。1942年夏，北方局、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颁发对敌开展政治攻势的指令，太行区、冀南区、太岳区对敌发起全面政治攻势。8月20日，邓小平在华北《新华日报》发表《政治攻势与敌占区同胞的关系》的谈话，号召敌占区同胞与根据地人民密切结合，形成一个巨大的斗争力量，迎接即将到来的光辉灿烂的明天。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联合发布《告敌占区同胞书》，对宣传工作起了很大作用。邓小平和刘伯承命令所属部队，利用雨季青纱帐，加紧摧毁敌封锁沟墙，配合政治攻势，在敌封锁线内“繁殖游击战争”。邓小平强调要做好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一是做好“打入工作”，打入到敌占区的群众、伪军等各种组织力量中去；二是正确运用革命的两面政策；三是发展敌占区的游击战争，创造隐蔽的小块游击根据地；四是尽一切努力保护人民的利益；五是恰当运用宽大政策和镇压政策；六是处理好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关系；七是把政治攻势经常化；八是在敌占区建立党组织。
第四，加强人民武装建设。1940年4月，北方局黎城会议提出“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具体执行时，在武装力量建设上出现了主力部队扩大兼并地方武装的倾向，削弱了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发展。为加强地方武装力量建设，健全和强化游击集团，1943年3月，刘伯承、邓小平以太行分局和一二九师师部的名义发出《关于加强人民武装工作的指示》，阐明了党必须确实掌握人民武装、整顿自卫队与发展民兵、加强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等问题。在第二次五月反“扫荡”中，群众性游击战争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麻雀战、地雷战、窑洞战、围困战、联防战得到了广泛运用，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在敌进我进的方针指导下，邓小平和刘伯承等领导边区抗日军民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反制日军的“扫荡”“蚕食”“清乡”和“治安强化”，先后粉碎了日军发动的1941年秋季“扫荡”，1942年春季“扫荡”、“五月扫荡”和秋季“扫荡”，1943年第二次“五月扫荡”，逼退日伪据点，进而变敌占区、游击区为根据地，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四、厉行精兵简政
日益残酷的战争使根据地群众负担越来越沉重，但组织机构却日趋庞大，出现了头重脚轻、鱼大水小的情况，不利于对敌斗争。不进行大规模的精简，不但不能适应根据地艰难的财政经济状况，甚至连保障基本的生存都有困难。中共中央由此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邓小平结合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具体情况，迅速行动，坚决予以贯彻落实。
1941年12月，邓小平和刘伯承签发《关于1942年工作方向》的命令，把缩小统帅机关，充实战斗连队，作为中心工作之一。1942年1月7日，邓小平出席一二九师师部召开的精兵简政动员会和师部直属队召开的精兵主义讨论会，在会上强调厉行精兵简政的重要性：比较起来，我们根据地的同胞比敌占区同胞的负担要轻得多；但是，由于长年不断的战争和日本强盗的掠夺，天灾人祸，生活也是困难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就应该特别关心民间疾苦，厉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的负担，人民才能更好地支援我们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
为了使精兵简政的工作落实到位，邓小平和刘伯承等领导干部分赴各军分区进行指导。依据刘伯承、邓小平指示制定的《一二九师关于实施精兵建设的命令》下发到各部队，明确规定要紧缩统帅机关，减少指挥层级与骈指，充实战斗连队；要有计划地抽出大批干部和一部分优秀的老战士及文化水平较高的新战士，送考“抗大”及其附设的陆军中学，使其锻炼成为有真才实学的、在战略反攻时期称职的干部；各部队缩编时，只需保持一定数量的老干部作骨干，尽量留用缺乏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新干部，使其在工作中锻炼，以便于抽出缺乏文化知识的老干部入校学习。为纠正一些部队领导多要编制名额、擅自在定额之外增调人员的现象，邓小平和刘伯承命令各部队：严格按照编制定额，不许无故超编1人。根据地的简政工作，与部队的精兵建设同时进行，重点在调整、合并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针对精兵简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邓小平还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党政干部和全体官兵对精兵简政意义的认识，妥善处理各种矛盾。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收效显著。一二九师师部和太行军区减少合并了296个伙食单位，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机关由548人减少到100人，全边区党政军机关脱产人员不到边区总人口的3%，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大为改善。1942年9月7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赞扬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领导有方。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北方局与中共太行分局合并，撤销中共太行分局；八路军总部机关与一二九师师部合并，保留一二九师番号；太岳区和晋豫区合并，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区直属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领导，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机关更加精干高效，机关臃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五、推进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是自1942年2月开始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一项重要举措。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整风运动自1942年春开始，但由于华北敌后残酷的斗争环境，整风运动时断时续。加上日伪汉奸和国民党特务散布谣言和破坏捣乱，影响了一些干部群众对时局的正确认识和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如何在残酷的对敌斗争环境中推进整风运动，是一个重大问题。进入1943年后，根据地严重退缩的局面初步扭转，邓小平即腾出更多的精力，在推进整风运动方面开展了扎实有效的工作。
在1943年初的温村会议上，邓小平系统阐述了整风运动的重要意义，要求各地在1943年把整风运动认真地开展起来。邓小平强调，整风运动必须注意与当前各项实际斗争相结合，不能仅仅偏重于书本理论；整风不在于多，而在于精；不在于走马观花，而在于追根究底，贯彻始终。他还对整风运动在不同地区的进度给予了周密部署。随后，邓小平主持起草了太行分局《关于1943年的整风计划》，成立整风总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邓小平任主任。6月，邓小平在太行分局会议上，作整风问题的报告，强调加强干部的整风学习，在学习的基础上自我反省，解剖自己的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943年上半年，北方局党校和太行分局党校都吸收了县团以上干部分期分批集中进行整风学习，北方局直属机关和各根据地绝大多数干部集中参加整风学习。太行区各级党校逐级开办干部整风班，认真检讨工作中的偏差；太岳区除整风班外，还专门开办整风学校；冀南区抽调700名干部进党校整风；冀鲁豫区组织了地委以上干部的整风队，还抽调1000多名干部到太行山集中整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整风运动很快形成高潮。
邓小平始终密切关注整风运动开展的情况，并及时给予具体指导。1943年11月，在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的整风动员会上，邓小平在所作报告中列举了整风中应当克服的问题，提高大家对整风运动重要性的认识。邓小平指出：“整风的目的是要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去克服存在于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全体同志更能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一心一德地去完成中国革命的事业。”他还就端正整风态度的问题，向参加整风的学员提出了5点意见：每个同志要下定决心把自己的思想作风整好；每个同志要具有帮助别人整风的勇气；整风要与检查实际工作相联系；在整风中不要有思想压力；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后来刊登在北方局的《整风周报》上，成为指导各单位深入整风的重要遵循。在总部和北方局直属机关整风会上，邓小平总结分析整风实际情况，把出现的思想问题归纳为三类：政治方面的理想和信念问题、组织方面的自由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作风方面的军阀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并提出了解决上述思想问题的方法。邓小平还及时把北方局的整风情况向中央汇报，倾听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北方局整风的意见。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思想锤炼，极大地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增强了党组织的团结统一，密切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六、组织生产救灾
1942年至1943年，晋冀鲁豫根据地接连遭遇空前的旱灾和蝗灾，许多田地颗粒无收，军需民食严重匮乏，进一步加剧了根据地的困难局面。邓小平认为：“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生产救灾和人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一切为保护人民利益打算”，“才会得到人民拥护”。他极为重视生产救灾和经济建设工作，领导根据地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共渡难关。
1942年春，当旱情刚刚露出苗头时，邓小平和刘伯承就指示师政治部制定了一个帮助群众春耕和开展生产的规定。按照规定：旅和军分区设立指导春耕组织，团设立领导助耕组织，连成立助耕队，排以下成立助耕小组，指导和帮助农民群众春耕，特别是帮助群众切实解决缺乏牲畜、农具等具体困难。助耕部队坚持做到不吃群众饭食，不要报酬，不遗失损坏农具。灾害发生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拨出225万斤粮食帮助移垦灾民，并号召政府机关节约粮食。1942年，仅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直属单位就节约小米4万石，全数用于救济灾民。
1943年的灾荒更加严重。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边区党政军机构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生产救灾的措施，如《一二九师关于1943年生产工作计划的训令》《关于为生产节食、渡过灾荒，迎接胜利的命令》等，规定机关部队减发粮食，领导干部旅级以上每人节约120元，团级以下每人节约70元；每人除种菜外，至少要种1亩至1亩半地的粮食作物；实施奖勤罚懒制度，对于生产模范、劳动英雄要给予100元至200元的重奖；组织灾民，以工代赈，兴建水利，开荒修滩等。邓小平还关注到由灾荒引起的边区群众思想波动，指示各级党组织深入灾区，从思想教育抓起，稳定社会秩序，稳定人心。
战胜灾荒，解决根据地的军需民用，治本之策是发展生产，进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邓小平指出：“我们救灾的办法，除了部分的社会互济之外，基本上是靠生产”。进行根据地的财经建设，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在今天严重的灾荒，敌人残酷的粮食掠夺，敌人的封锁，社会积蓄很少的条件下，其意义尤为重大”。1943年6月，邓小平主持太行分局会议，专门讨论经济建设工作，通过《关于太行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检查和决定》，强调要把生产当作今后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部署加强经济建设工作。7月，邓小平在《解放日报》发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指出：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发展农业和重工业，是生产的重心；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为发展生产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抗日民主政府和军队在生产的组织与领导方面所做的具体、细致的工作，是发展生产的重要保证；要减轻人民负担，坚持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相结合的原则，精兵简政，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实行统一累进税制；要采取对外管制、对内自由的税收贸易政策，争取进出口的平衡；要发行本币（冀钞），打击日伪利用法币的阴谋，缩小伪钞的市场。邓小平还总结了太行区经济建设的四条经验：“第一，敌后的一切离不开对敌的尖锐斗争，我们每一点经济建设的果实，都是用血换来的。第二，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订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第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第四，将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上去，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这篇文章对根据地推进生产、开展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9月，邓小平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师部联合召开的全区生产动员大会上作《努力生产，渡过困难，迎接胜利》的报告。报告指出：就今天形势看来，抗战胜利不远了。相距胜利虽然时间不长，却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过去几年在很困难的条件下没有影响部队战斗力，不能否认是努力生产的结果，如果不进行再生产，人民就会反对我们。会议确定开展以农业为主的群众性生产运动，也就是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会后，邓小平和张际春、刘锡五、李大章、周桓等商议，共同租赁2亩公产水田，率先垂范，保证按规定交租和完成任务。
在邓小平和边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晋冀鲁豫根据地战胜了严重的灾荒，稳定了财政供给和社会秩序，支援了对敌军事斗争。
七、加强文化建设
推进文化侵略，实施奴化教育，是日本侵略者用以削弱根据地抗日军民斗志的重要手段。必须对此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加强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启发群众的民族觉悟、民族气节与爱国热情，为扭转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团结人心、凝聚力量。邓小平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深刻指出：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包括展开“强烈的文化斗争”。他要求各级机关和干部务必认识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及其特点，加强对文化工作的指导，关心文化工作者，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1941年4月，邓小平在《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中指出：“敌人的奴化教育与造谣宣传，是收到部分效果的，其原因是由于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太少太弱了。我们过去的宣传品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也差，我们有真理说不出。敌人则数量多，方式灵活巧妙，且善于针对农民落后性进行宣传，善于说假话，故能收到一些效果。”他要求动员一切文化机关，改善与加强文化工作。具体来说，一是要研究敌人，揭破敌人的造谣欺骗；二是要利用沦陷区的具体事实，指明亡国奴的惨痛；三是要利用一切生动例子，指明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真理；四是要善于传播斗争经验和教训，教育群众斗争的方法。这些意见有着很强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对于做好文化宣传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5月15日，他出席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在会上作了关于《本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邓小平指出，要加强对敌文化斗争，展开激烈的思想战；加强民族的爱国的宣传教育，提高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配合党政机关，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解释抗战法令，推行民主政治；提倡科学，宣扬真理，反对愚昧无知、迷信落后，加强马列主义宣传；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尽一切可能向友军提供文化食粮；加强对外宣传工作，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传播到大后方去，反映到国际上去。这篇讲话，进一步阐明了文化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为根据地的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
就在根据地各项文化建设工作有序开展的时候，山西黎城县五六百名“离卦道”教徒，在汉奸、特务的操纵控制下，于1941年10月突然包围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机关，企图占领县城，组织伪政权，投靠日本侵略者。八路军一二九师官兵和地方民兵闻讯后迅速出击，平定了这场武装叛乱。叛乱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警觉，使他深感普及民族文化教育、破除封建迷信和奴化思想的紧迫性。1942年1月16日，邓小平和李雪峰主持召开了太行山文化人座谈会。这是抗战以来太行根据地内召开的规模最大的文化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关于新的形势与对文化工作者的希望》的讲话。他指出：一是文化工作的任务应该服从于政治任务，过去的文化工作，缺乏和政治任务取得紧密联系，常常赶不上政治任务的需要，有时甚至发生脱节现象。二是必须广泛发挥文化工作的批判性，过去某些作品，往往颂扬多于批判，没有成为有力的战斗武器。三是团结一切文化人、知识分子到抗日文化战线上来，过去这种工作做得很差，多为关门主义所致。四是文化工作要为广大群众服务，必须了解群众，接近群众，才能够提高群众，过去有很多脱离群众的现象，作品没有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邓小平希望每个文化工作者，克服主观主义，深入农村去调查研究，在实际斗争中密切与人民大众的联系。这篇讲话，大大提高了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团结起来为根据地文化建设贡献力量。会后一二九师政治部和中共晋冀豫区委组织武装宣传慰问团，包括剧团、讲演队、小型演出队、木刻漫画队等，深入根据地城乡进行文艺宣传和创作活动。根据地的文艺创作和群众性的文化活动蓬勃开展起来。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成效显著。各种文化组织发展很快，为抗战服务的革命文化活动全面开展，涌现了大量反映抗战和反顽斗争的戏剧、文学、音乐、美术作品。在具体的斗争中，文化建设的积极效果也体现出来。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一事，图谋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邓小平在《战斗》第81期上发表《内战危机面前的紧急动员》一文，强调：“不管局势如何变化，我们第一件工作是百倍地加强舆论动员和党内党外的思想准备。”太行分局针对根据地内日伪汉奸和国民党特务的猖狂活动，加强除奸反特工作，遏制汉奸文化的传播。由于前期扎实的文化建设基础，群众觉悟提高。在党的宣传动员下，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两万多军民在清漳河岸，举行“声援陕甘宁边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示威大会”，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由于党中央和各根据地军民的充分应对，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最终破产。
通过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举措，加之国内外形势变化，到1943年秋，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得到扭转，根据地面积、人口和实力都得到恢复和壮大，为此后的全面反攻和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巨文辉，山西省档案馆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