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里程碑》(5) 历史曲折中的艰难发展

《红色里程碑》(5)

历史曲折中的艰难发展

——苏州市第二、三、四次党代会简介

从1957年开始，由于经验不足和急于求成，我们党的工作指导方针上出现了多次左倾错误。1966年起一场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同全国一样，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苏州的各级党组织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苏州的经济社会在曲折中艰难地发展。这20年间，苏州先后举行过三次党的代表大会。

1959年2月下旬，时属苏州专区领导的苏州市召开市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总结1958年苏州市的各项工作与经验，研究确定1959年全市的工作任务、目标和措施,选举中共苏州市第二届委员会。在大会预备会议上，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到会作重要指示。随后举行的市委全委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领导成员，焦康寿为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这次大会，虽然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提出要全面整顿人民公社、实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但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因而未能从指导思想上纠正这一时期的错误。

中共苏州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61年12月召开，大会实事求是地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和深刻教训，就进一步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系统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战胜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作出了具体部署，提出了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会后，大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市委举行全委会，选举王人三为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1965年1月，柳林继任市委书记。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1966年底市委陷于瘫痪而停止活动。不久，以储江为书记的苏州地委也被迫停止工作。  

在1969年开展整党建党、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组织生活逐步恢复的基础上，1970年11月下旬，中共苏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负责人许世友到会并讲话。这次大会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对上届市委的工作作出了完全错误的评价和结论。大会后举行的市委四届一次会议选举曲言斌为市委书记。1975年2月，支左人员调回部队后，刘伯英、贾世珍先后担任市委书记。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里，苏州专区破例于1971年3月召开了中共苏州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完全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理论的指导，在地区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大会选举组成的一届地委第一次全会选举刘金山为书记。这次代表大会是苏州地区30多年历史上召开的唯一一次党代会。刘金山调离后，地委书记一职先后由刘锡庚、贾世珍、罗运来、戴心思担任。

链接之一：乡镇工业的初创

在农村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农民办的工业，以前称社队工业，后来称乡镇工业。苏州是乡镇工业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在近半个世纪中，苏州的乡镇工业几经起伏，曲折发展，终于成为农村经济乃至全市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并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1958年，苏州地区在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必须办工业”的号召下，积极创办社办、队办工业，以农机修配、粮饲加工、砖瓦烧制、纺织服装等为主的一批小型工业企业破土萌芽，当年产值即达6000万元。1959年，毛泽东对社队工业给予很高评价，指出“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该年苏州已有社办企业540家，职工人数近3万。1961年起，国民经济贯彻调整方针，对社队工业采取收缩和限制，后又把社队工业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而查禁，保留下来的社办工业寥寥无几。“文革”前期，全地区社办企业仅余84家，年产值只有825万元。

1970年国务院制定1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号召“大力发展‘五小’工业”，为社队工业的重新兴起提供了机遇。苏州地委、市委要求各地充分利用大批城镇职工回乡、知识青年插队的人才资源和城乡工业产品短缺、城市工业恢复发展中急需寻找加工配套单位的有利机遇，积极发展社队工业。短短几年，乡镇工业走出低谷，蓬勃兴起。到1976年，全地区社队工厂达10513个，亦工亦农人员46.42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14.3％，社队工业总产值达到9.92亿元。社队工业对苏州经济的促进作用日益增强，工业产值占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上升到35.7％，转队工资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近15％，全地区财政收入增长部分的三分之二来源于社队工业。由此，苏州乡镇工业完成了初创阶段，为改革开放后的异军突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链接之二：贯彻“八字方针”与战胜严重经济困难

从1959年下半年起，由于“大跃进”的错误延续扩大，加上连续遭受重大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进入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苏州也未能幸免。连年的洪涝、寒霜、台风、虫害等严重自然灾害使农业遭受重创，1961年与1957年相比，全市粮、棉、油、水产、生猪、蔬菜等主要农副产品减产幅度均超过40％。全市社会总产值连续4年负增长，降幅超过50％。由此造成城乡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据1961年1月统计：市区居民每人每天供应的毛菜仅为1.5两；全地区因营养不良而患浮肿病的病人，当月多达10.2万人，累计发病超过20万人次。又据1962年开春统计，全地区等接新粮的4个月间，农民人均月口粮折合成品粮在15斤以下的生产队占44.4％。不少地方接连发生因断粮而饿死、弃婴的情况。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地委、市委从1961年起坚决贯彻党中央制定的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果断、持续地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切实有效的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坚决的、全面的调整，以克服严重困难，实现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

第一，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加强农业战线，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贯彻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新方针，首先从落实中央关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新政策入手，彻底停办农村集体食堂，对平调农民的财物进行退赔，为农民补充自留地，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全面推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并努力调低农业税负担，改变高征购的错误，在中央和省的支持下连续4次调减国家粮食征购计划，使农业得到休养生息、农民收益有所增加，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同时，连续3年从城镇和农村人民公社内部下放劳动力，累计25万多人充实农业第一线，使全区农村劳动力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组织工业企业大量生产新型实用农机具，促进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第二，压缩重工业生产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精简城市人口，减少商品粮人口。3年间，苏州地、市共缩减重工业企业和全民工业企业各100多家，增加集体所有制、手工业生产单位，充实农用、日用品工业；共压缩城镇人口、减少商品粮供应人口各15万多人，大量地减少了工资开支和城镇商品粮、副食品供应量，又加强了农业战线的力量。

第三，恢复发展集市贸易，增加商品供应，稳定城乡市场。随着农民家庭农副业的发展，全地区普遍恢复农村集贸市场，并建立了农民服务站、贸易货栈等经销机构，同时组织计划外生产，向市区供应高价糖果、糕点、酒菜，以满足部分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回笼货币，打击生活消费品的投机倒卖活动，维护市场价格的稳定。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繁重艰巨的调整任务，苏州各级党政组织和领导干部，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责任感，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同甘共苦，共渡难关。广大人民群众十分体谅国家面临的危难，节衣缩食，同心同德，许多群众为了顾全大局不惜牺牲自己的家庭与个人利益，表现出了极大的忍受力和凝聚力，为最终战胜经济困难、完成调整任务作出了艰苦努力和积极贡献。

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不懈努力，从1963年起我市的经济调整成效开始显现，城乡经济逐步好转。尤其是农业生产扭转了连续下滑的局面，开始全面回升。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我市从1963年起又用了3年时间开展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工作，着重继续改善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提高已有生产能力，提高经济效益，改善人民生活。到1965年，原定的各项调整任务胜利完成。1965年与1962年相比，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0.77％，工业总产值增长50.84％，农业总产值增长59.73％，粮食总产量增长38.08％，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47.57％，财政收入增长67.47％，全市城乡呈现出一派喜人的新面貌。

链接之三：在逆境中坚持和谋求发展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再次打乱了我们国家正常发展的步伐。在长达10年的内乱中，有着强烈发展愿望的苏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努力排除干扰，克服困难，寻机发展，不仅使“文化大革命”对苏州地区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限制，而且实现了城乡经济逆中有进。当然，这其中的每一点发展都是极其不易的，靠的是全市近500万干部群众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靠的是对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对发展的坚定信念，也靠善于把握机遇的智慧。

“文化大革命”头几年，我市地方党委停止领导活动，而农村和城市企业的基层领导干部大都还在坚持工作。他们努力摆脱政治运动的干扰，带领广大工人、农民、科技人员默默奋战在工农业生产和科研第一线，尽力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并取得了一些难能可贵的成果。农业上，1968年全地区棉花、油料、蚕茧获得大丰收，棉花更是创出了单产、总产的历史最高水平。工业上，全市工业总产值每年均有增长，并涌现了一批填补空白、国内领先的生产、科技成果。

1969年起相继成立的地、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新一届市、地委，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担负起领导苏州发展的重任，一批先后恢复工作的原地、市领导在坚持发展、谋求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苏州市，抓住贯彻中央国防工作会议精神的时机，于1969年10月作出了开发一批电子产品的部署，积极组织有关企业研制集成电路、光电器材、电子计算机、微波接力通讯机、纵横制电话交换机、黑白电视机等处于国内领先的新产品。其中中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机于1971年9月在我市制成。在苏州地区，抓住周总理派员来苏州了解粮棉生产情况、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报道苏州地区水稻丰收消息、制定“四五”计划等一次次有利机遇，大力号召并组织各级狠抓生产、发展经济，先后培育和树立了一批农业生产先进典型，在全专区广泛开展“水稻学龙桥、三麦学塘桥、棉花学常熟、油菜学新华、养猪学越溪”的生产竞赛活动，并大胆突破“以粮为纲”的禁锢，提出“五业并举”的发展方针，由此推动苏州农村经济继续发展。这一时期我市还积极支持和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在长江之滨筹建张家港战备港，1970年一期4个万吨级泊位及配套设施建成投产。由此拉开了我市长江港口开发建设的序幕。

林彪反党集团粉碎后，周恩来、邓小平先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确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建设的方针与措施。地、市委都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力度，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市委召开全市科技工作会议，树立了21个先进工业企业典型，确定了城市工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地委组织开展企业全面整顿，促进提高发展水平；组织7000名地、县机关干部分赴农村蹲点，加强对农业的指导，都取得了显著成效。1976年农林部在苏州地区召开南方13省水稻现场会议，组织参观我市12个水稻大面积高产稳产先进单位，交流苏州地区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

10年磨难中的艰苦发展，使苏州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3倍，农业总产值增长18.7％，工业总产值增长1.8倍，并分别跃上了20亿元、30亿元、40亿元的新台阶。这是苏州各级党委斗争的胜利，更是人民的胜利。

链接之四：血吸虫病防治的持续推进

血吸虫病是南方水网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寄生虫病，也是对人民生命健康具有严重危害的疾病。解放前旧政府对之无能为力，使苏州成为血吸虫病流行的重灾区。据1952年统计，苏州地区血吸虫病患者达67万人，占总人口的近20％。1955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号召后，地委、市委专门制订规划，成立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把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作为大事来抓。

1958年毛泽东主席为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所作《送瘟神》一诗发表后，苏州掀起了更大规模的血防群众运动高潮。在此后的20年间，各级投入大量人财物力，每四五年就组织一次大会战，与血吸虫病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血防工作中，我市贯彻干部、群众、专业队伍三结合，查、防、治并举的方针和尽先治疗有症状病人、所需费用主要由各级财政承担的原则，并实行对住院接受治疗和参加血防工作的农民群众给予适当补助等政策，因而措施扎实、收效甚速。

整个血防工作着重围绕三方面来展开。一是查灭钉螺、查找病人。在每次血防会战中，全市都组织上百万人进行大规模、拉网式查螺、灭螺，以铲除钉螺孳生场所，消灭血吸虫的主要寄生体。同时对易感染人群全面进行医学化验，尽可能一个不漏地查出患者。二是加强粪便管理和用水安全治理，以切断血吸虫病的感染源。三是治疗病人。20年间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共收治新老患者近100万人次，治疗率近90％。

苏州血防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得到上级的首肯。1965年全国水网地区血防工作会议选在苏州召开。1973年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苏州地区进行血防检查，给予很高评价。到1979年苏州市和各县先后达到了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标准。此后，又几经努力，到1995年苏州全市在全省率先达到消灭血吸虫病标准。在全市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50年之持续不懈努力，苏州人民终于送走了“瘟神”，夺取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全面胜利。